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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經濟“減速增質”向縱深發展

時間:2019-03-19 08:11編輯:admin 來源: 閱讀:452 評論:0條

2019年是中國經濟“減速增質”的新起點。在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傳遞出一系列積極信號:經濟增長目標更具彈性,匹配了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模式轉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注重市場化,對過去的一些錯誤認識進行糾偏;貨幣政策松緊適度,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加大;財政政策以“提效”為目標,減稅降費的力度空前……圍繞《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重點和亮點,本刊邀請了專家學者進行深入解讀。

三大變化

(一)GDP預期目標設定為區間值。在經歷2017年短暫回升后,2018年中國GDP增速回落至6.6%,主要原因是結構性去杠桿、金融強監管、基建投資疲軟、房地產調控和外部經濟環境復雜等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

在此大背景下,政府將2019年GDP預期目標設定為6~6.5%。這一目標相比2018年有兩方面變化:一是2017和2018年連續兩年政府設定的目標都是6.5%左右,今年設定6~6.5%,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有所下調;二是繼2016年設定6.5%~7%的經濟增長目標區間后,政府再次將經濟增長目標設定為區間值。

“經濟增長目標相比上年有所下調同時設置彈性區間,表明政府對經濟增速下行容忍度提升,同時也向市場傳遞出不再單純追求經濟規模增長,未來將更注重經濟質量的提升的信息。體現了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也符合我國發展的實際。”交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預計在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加大,外部中美貿易摩擦出現緩和的背景下,2019年中國經濟增長將繼續維持在6.3%左右的增速。

對于更具彈性的經濟增長目標,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也表示,這客觀反映了國內外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表現出對內外風險要素和潛在機遇的客觀認識。但他更強調,這一目標順應了中國經濟“減速增質”的整體趨勢,匹配了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模式轉變。“通過下調目標、擴大區間,2019年中國經濟政策將有更加靈活的空間,在守住短期增長底線的同時,保證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推進,為長期經濟增長奠定堅實基礎。”程實如是說。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轉向“降”和“補”。從供給側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補”來看,隨著前三者基本已經達到預期的目標,現階段的工作重點已經轉到“降成本”和“補短板”上。

“降成本方面,主要通過改革降成本,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恒大研究院院長任澤平表示:2019年要通過深化增值稅改革、深化電力、公路體制改革和繼續清理規范行政事業性收費等降成本。在全國推開工程建設項目審批制度改革,使全流程審批時間大幅縮短。推行網上審批和服務,加快實現一網通辦、異地可辦,使更多事項不見面辦理,確需到現場辦的要“一窗受理、限時辦結”“最多跑一次”。

任澤平進一步表示,補短板方面,提升科技支撐能力,加大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支持力度,強化原始創新,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健全以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一體化創新機制;擴大國際創新合作。堅持創新引領發展,培育壯大新動能,改革創新科技研發和產業化應用機制,大力培育專業精神,促進新舊動能接續轉換。圍繞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強化工業基礎和技術創新能力,促進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加快建設制造強國。打造工業互聯網平臺,拓展“智能+”,為制造業轉型升級賦能。促進新興產業加快發展。

而在供給側改革的其他方面,“去杠桿”也明確走向“穩杠桿”。《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9年的預期目標包括“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金融財政風險有效防控。”而在2018年的報告當中,則為“各類風險有序有效防控”。對此,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表示,可以看出,目前的“風險點”已經聚焦,即著力于控制金融財政風險。具體來看,需控制對企業杠桿的進一步提升的風險以及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加大的風險。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宏觀杠桿率比2017年降低1.5個百分點,此前2012~2017年宏觀杠桿率的年平均漲幅是11.8個百分點,這意味著2018年我國首次實現降杠桿。“目前來看,降杠桿的階段成效已經有所顯現,之后的一段時間會以‘穩’為主線。”諸建芳如是說。

(三)貨幣政策未提“中性”。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松緊適度”,與去年報告中“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中性”的表述不同,不再提“中性”一詞。“表明貨幣政策將比去年偏向積極,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加大。”連平表示。

對此,蘇寧金融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黃志龍表示,今年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和“著力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具體政策的發力方向主要有:一是“改革完善貨幣信貸投放機制,適時運用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數量和價格手段,引導金融機構擴大信貸投放、降低貸款成本”,這預示著2019年將延續前期定向降準甚至降息的貨幣政策;二是“支持大型商業銀行多渠道補充資本,增強信貸投放能力”,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各大商業銀行通過永續債、可轉債、定向增發、城商行IPO等補充資本金工具,將為今年銀行加大信貸投放提供充足的彈藥;三是民企、小微企業融資將得到優待,主要做法有:中小銀行定向降準的資金,必須全部用于民企和小微貸款;六家國有大型銀行小微企業貸款增速(30%)將遠高于貸款整體增速;通過清理規范各種銀行和中介各種收費,使得小微企業“綜合融資成本必須有明顯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M2、社融增速與名義GDP相匹配。“以往M2增速一直比名義GDP增速高,所以那時主要是直接設定M2增速目標。現在隨著內外部環境變化,特別是貨幣投放機制變化,M2與名義GDP相差不大,去年M2是8.1%,名義GDP增速為9.7%。從這個角度來看,要求M2和社融與名義GDP相匹配的提法是符合現在的實際情況的。”連平解釋說,其中包含兩層意思:一方面目前M2增速處于歷史較低水平,與名義GDP相比還偏低,需要貨幣政策靈活操作適當增加貨幣投放;另一方面是希望未來貨幣增長與經濟增長相匹配,即未來貨幣供給的增長就是實體經濟名義增長所需要的部分,M2與GDP增速的背離將明顯收斂。

兩個“首次”

(一)就業優先政策置于宏觀政策層面。在經濟承壓的大環境下,就業形勢嚴峻,總量壓力不減、結構性矛盾凸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穩就業”作為“六穩”的首位,《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就業優先政策置于宏觀政策層面,表明“保就業”將成為今后政府工作的重點:“穩增長首要是為保就業”“只要就業穩、收入增,我們就更有底氣”。

對此,新時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表示,2019我國經濟仍將面臨結構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導致的下行壓力,經濟運行具有不確定性,保就業意味著穩增長的優先級別很高。另外,就業也和民生相關,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就業優先首次置于宏觀政策層面,體現了政府的“以人為本”執政理念。未來就業壓力還可能來自于:第一,通縮風險漸行漸近,工業企業面臨盈利收縮的挑戰,此前受益于供給側改革與油價上漲的上游原材料行業首當其沖。實際上,1月部分上游行業價格已經通縮。第二,地產周期下行對建筑業就業的沖擊。目前建筑業高景氣度與新開工增速處于高位有關,隨著房地產市場降溫與房企融資壓力增大,這種高周轉策略難以為繼,新開工增速與建筑業景氣度下行后,建筑業就業形勢將面臨壓力。第三,2019年大學生畢業人數增加,就業壓力較大。第四,2019年全球經濟增速可能下滑,中美貿易摩擦也存在不確定性,貿易企業就業壓力比較大。

據了解,為了實現就業優先的目標,《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提出多項穩定和擴大就業的具體舉措:一是扎實做好高校畢業生、退役軍人、農民工等重點群體就業工作,加強對城鎮各類就業困難人員的就業幫扶;二是對招用農村貧困人口、城鎮登記失業半年以上人員的各類企業,三年內給予定額稅費減免;三是實施職業技能提升行動,從失業保險基金結余中拿出1000億元,用于1500萬人次以上的職工技能提升和轉崗轉業培訓;四是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支持企業和社會力量興辦職業教育。以現代職業教育的大改革大發展,加快培養國家發展急需的各類技術技能人才。

(二)?提出“競爭中性原則”。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出“公平競爭”,包括“創造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堅持公平競爭原則”,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不僅繼續強調了“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大方向,更是提出“按照競爭中性原則,在要素獲取、準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采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對待”。

“‘競爭中性原則’這一來自OECD國際組織并得到全球廣泛認可的規則,首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之中,充分說明中央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信心和決心。”黃志龍表示。

“我國目前市場化改革的關鍵難點之一是國企的市場化改革,其實質與競爭中性的內涵是一樣的,也就是降低國企的特殊地位,讓民企與國企能夠公平競爭,這一方向至少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已經明確,但是落實難度一直很高。”?華爾街見聞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表示,國際通行的“競爭中性”的內涵是,任何企業不因所有權而處于有利或不利的地位,從各國來講,主要針對的是國有企業相對民營企業存在的競爭優勢。就具體措施而言,主要包括監管政策中性、稅收中性、融資中性等。他進一步表示,此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的包括“在要素獲取、準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采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平等對待”,與國際標準的要求基本一致,期待2019年能夠有實質性的進展。

“減稅降費”超預期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增效”。“和去年的‘聚力增效’相比明顯偏寬松,力度明顯加大。”?如是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楊芹芹認為,這個表述類似2015年的“加大力度”和2016年的“更加積極有效”的結合體,既要像2015年那樣加大力度(當時擴大赤字、鼓勵ppp和政府產業基金),但也不能再走當時偽PPP違規債務擴張的老路。

“‘加力’的主要表現是2019年赤字率為2.8%,比2018年高出0.2個百分點,財政赤字總規模達2.76萬億元,比2018年增加3800億元。”黃志龍表示,從整體來看,2019年安排財政赤字規模雖然不如市場預期,但《政府工作報告》認為這是“為應對今后可能出現的風險留出政策空間”。

事實上,市場不應僅僅關注赤字的規模,更應注意到“減稅降費”的相關措施。據了解,《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9年“全年減輕企業稅收和社保繳費負擔近兩萬億元”的目標,這一減負力度可謂超出預期。對比2013年~2017年“營改增”等政策五年累計減稅規模3萬億元,2018年減稅降費規模是1.3萬億元。2019年減稅降費的規模接近過去六年的一半,減稅降費的力度空前。

“如此大力度的減稅降費”,?連平表示,一方面有助于增加工業企業,特別是制造業企業的利潤;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強企業經營的信心,將給企業活力提升注入強大動力。企業作為經濟中最重要微觀主體,其活力的提升無疑將對穩增長、保就業、提收入等起到良好的支撐作用。

作者:王璐 ?來源: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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